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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世姻缘传服饰文化译介传播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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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世情小说代表之作的《醒世姻缘传》通过贴近生活的细节铺陈着力于人物形象的细腻刻画,通常书中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出场离不开对其面貌、形体和服饰的详细介绍。值得注意的
作为世情小说代表之作的《醒世姻缘传》通过贴近生活的细节铺陈着力于人物形象的细腻刻画,通常书中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出场离不开对其面貌、形体和服饰的详细介绍。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对人物容貌及身形的描写往往笔触寡淡,仅寥寥几句而并未能给读者以直观印象,但通篇却对其华丽服饰和精致珠宝的外在穿搭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展示,充分体现了作者企图通过服饰的细节刻画来指代人物的目的。通过分析人物服饰的款式、面料、纹样、工艺、颜色、寓意、适用对象等不仅可以探究小说角色的身份地位、性格心理,更可以审视17 世纪明代的社会制度和传统风俗。而由于中西语言及文化的异质性,译者在译介服饰文化时必然会根据自己的翻译目的和倾向做出相应的翻译策略选择,这种选择就会导致文化的变异即原文本承载的文化信息的错位甚至遗失。因此,研究《醒世姻缘传》的服饰文化翻译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文化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探讨译者翻译策略选择的得与失以及思考未来译介中华典籍、传播中华文化时我们怎样可以最大程度地做到文化传真。
一、服饰款式译介
通常《醒世姻缘传》行文中只要描写到男子服饰必然会提及其所佩戴的巾冠,巾冠在我国古代礼仪制度里象征着佩戴者的出身地位和品级品行,而《醒世姻缘传》视线集中于乡村及市井生活,描绘的角色大都为庶民,所以对“巾”与“帽”的提及较多[1]。奈伦对巾、帽等服饰的翻译主要采用了“hat”“cowl”“cap”“turban”“cloth”几个核心词,分析原文我们可以发现原文与核心词存在“不等值”之处且此种译介的错位会导致文化信息的变异,除此之外还出现了同物不同译文和同译文不同物的译介情况,这样的翻译策略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读者的混淆与困惑[2]。
例如《醒世姻缘传》中第四回提及晁源在家安歇养病时带着“网巾”,奈伦译为了“gauze hat”。晚明谢肇淛的《五杂俎·物部四》记载网巾用途为:“古人帻之上加巾冠,想亦因发不齐之故。今之网巾是其遗意……网巾以马鬃或线为之,功虽省,而巾冠不可无矣。”网巾是以黑色的丝织、马尾编织而成的用来收拢包裹头发的饰物,一般居家可直接佩戴但外出时不能单独使用,需要配合各种冠、帽和巾内束发使用。而“gauze hat”是直接将“网巾”理解为了一种纱制的帽子,居家闲适的状态下佩戴帽子本来就不符合生活常态,并且在后文中译者还将“gauze hat”应用于其他种类的帽饰上,极大程度地造成了读者的混淆[3]。在第八回刘夫人承诺给一位过路郎中制作一顶“罗帽”,以及第十四回典史戴着“纱帽”的译文均为“gauze hat”,奈伦是根据帽饰的材质均为纱制来译介的,但这几种帽类的形状和适用人群迥然相异,一刀切式的翻译方式对表现特定人物的身份地位、体现情节发生的氛围环境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像典史戴的“纱帽”应指“乌纱帽”,是明代有一定官阶品级的人才能佩戴的体现其身份的官帽,它是用铁丝编制出框架、外面蒙着黑色漆纱的圆顶帽,帽后有左右伸展的两个帽翅[4]。统一的“gauze hat”的译介方式会让读者误以为晁源、过路郎中和官员典史所佩戴的帽子是毫无差别的,这样就导致了文化误读。译者在译介“纱帽”这种带有政治寓意适用于特殊群体的服饰时可以直接点明其适用范围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这样等值的文化信息替代可以更好地帮助读者扫清阅读障碍、认知中华文化。
二、服饰纹样译介
服饰纹样具有独特的民族文化内涵,特别在中国古代社会,繁复多样的纹饰取材于飞禽走兽、花鸟鱼虫,根据谐音、比喻、借代、会意等多重方式来彰显人物的身份地位和社会风俗即“辨贵贱、明等威”,传达人们对祈福祷吉、驱邪避毒的美好愿望。由于中国古代服饰纹样所承载的厚重的民族文化内涵和社会风俗制度所以在译介时面临着较大的挑战,下文选取了原文中比较典型的一样纹饰“蟒纹”来分析奈伦在译介服饰纹样时会面临到的困境以及采取的翻译策略。“蟒纹”是指一种四爪的龙形纹(五爪为龙),“蟒衣为象龙之服,与至尊所御袍相肖,但减一爪耳。”饰有“蟒纹”的服饰在明代是严禁臣民穿戴的,使用群体仅限御赐,官员百姓都禁止自制。但《醒世姻缘传》中着蟒服的角色并不符合《明史·舆服志》中规定的身份等级,这是作为真实反映世情面貌的小说对当时社会状况的一个如实呈现[5]。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生产关系的改变推动了百姓生活观念的转变,金钱崇拜逐渐冲淡了人们心中的传统伦常观念,呈现在服饰上就是普遍多样的服色逾制[6]。但《醒世姻缘传》中出现的服色逾制现象通常局限在固定角色身上且其大都为反面角色,由此也可看出作者主张维护封建礼教并通过描绘“僭越服制”人物的悲惨命运达到“醒世”的说教意蕴。这些特定的文化背景与隐含的作者意图在文本译介时经常会成为“不可译”的因素而被筛选遗漏,此变异后的译介文本艺术价值大幅降低,传播至海外后并未能成为代表中华文化的优质形象,但通过分析现有的译介成果可以帮助我们思考怎样的翻译策略和方式能够最大程度地避免文本关键信息要素的流失。
文章来源:《传播力研究》 网址: http://www.cblyjzz.cn/qikandaodu/2021/0304/7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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