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柳词盛行中市妓粉丝式传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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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宋代文人地位的提升推动了科举入仕的风气，蓬勃发展的经济也催生了更高的文化消费需求，应运而生的柳永词作与演唱传播的市妓意外“共生”，并衍生出与“粉丝”效应相似的传播

宋代文人地位的提升推动了科举入仕的风气，蓬勃发展的经济也催生了更高的文化消费需求，应运而生的柳永词作与演唱传播的市妓意外“共生”，并衍生出与“粉丝”效应相似的传播活动。同时又因二者较高依存性与情感共鸣度，从内容和审美方面对词文化的发展形成了独特影响。

一、时代与性情造柳词

作为宋代风靡全社会的文体，词的发展一直备受重视。而柳永作为将源自民间的词再带回民间的词人，其词风的形成与时代背景、个人性格及市井阅历关系密切。

（一）以音乐为载体的词文化

词在唐五代时，又称作曲子词。起初大都先有曲，后有词，即按乐填词，因此词兼备文学与音乐的双重特征，这就使得词在传播方式上，除了具有与诗歌相同的书面传播渠道外，还兼备比诗文传诵更独特的歌唱式口头传播优势。

（二）重文的社会环境与歌妓制度

具体的传播活动与社会环境密不可分，而宋代作为我国封建社会文化的一大高峰期，为词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深厚的土壤。

在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下，重文轻武国策与“学而优则仕”的普遍追求造就了广大知识分子求取功名的风气，考生门第限制的放宽与印刷术的发展也提升了全社会的文化普及率，从而培植了众多文学创作的新兴传播者与受众。商业经济的繁荣与坊市界限的日益消亡使得城市规模扩大，出现了一大批经济和文化中心城市。

歌妓制度受到认同，并分为被编入乐籍的官妓和以卖笑为生的私妓。她们的存在虽属庸俗世风的体现，但也使得宋词有了更广泛的生存与传播空间。市妓是官妓的一种，她们公开活跃于烟花巷陌中，为官府和市井之人服务。而柳永妓情词的创作正因与市妓的长期交往而独特。

（三）柳永仕途曲折与词入歌楼

儒学观念深厚的家庭教育背景让柳永自带传统士大夫的文化特征——科举入仕的价值取向。然而他的仕途并不顺达。从十九岁起，他因求仕而入汴京，但却流连于江南富庶繁华的市井之中，曾经的年少得意与宏达志向渐渐受勒于声色犬马。科考之路上，享乐主义的消极心态、坚持“浅斟低唱”式词风与缺乏自省的弱点让他屡试不中。

在挫败感与失意情绪的日益加深与沉重支配下，他更加纵情于瓦肆勾栏之中，最初的文化追求与家族期望也被“束之高阁”。中晚年的为官生涯也让他对仕途生活的幻想步步破灭。面对现实的遭际，他逐渐萌生逃避的心理，在他为歌妓创作的词文中也常映射出内心的自怨与绝望。

二、柳词的独特性塑成市妓“粉丝群”

词在传播过程中，市妓为向名词人邀到更多好词来提升自身的表演价值、稳固自己的职业生存，常对词者抱有较强的依赖性，这种潜在的“粉丝”受众群体，在情感和利益的双重驱动下会逐渐转化成对词人的“粉丝”式的忠实。

（一）词文化的“粉丝群”界定

现代话语中，“粉丝”由英文Fans音译而来，指对某事物有较高参与度、情感性、自发性和认同感的支持者，由之组成的不同“粉丝群”即建立在对同一事物有相似的接触和支持基础之上的受众群体。

从词文化来看，创作者的才学与作品的影响力都使其自然成为词文化的传播者，由此也吸引着与其性情相投或者对其作品有深刻见解或狂热兴趣的词学爱好者组成的粉丝受众群体，包括爱好词学的文武百官、文人墨客、传唱的歌妓、众多求仕之人乃至普通民众。其中，歌妓因兼具受众与传播者的双重身份，并通过演唱这一媒介形式对柳词的盛行起着重要又特殊的传播作用。

（二）柳词促成市妓“粉丝群”

烟花巷陌处，常为市妓云集地，这样的聚拢也因其自身相似的处境而寻求到了一个强凝聚力群体所需的心理认同感。

“情场得意，仕途失意”的柳永因常游走于坊曲，自慨与她们“同为天涯沦落人”，故所作之词大都超脱狎妓心理，并倾注了深切的真情。

柳词以男欢女爱和羁旅行役为主，或借以反映民众酸楚的生存状况，或慨叹平生抑郁不得志，让漂泊浮沉之士从词中得以觅到归属与共鸣。在传播效应上，柳永的才情和名望缔造出的传播效应契合受众的关注点故而深受推崇并逐渐升温，而这些受众皆为“柳词”潜在的“粉丝群体”。

就市妓而言，一方面，柳词的脱“雅”为“俗”符合她们的演唱身份；另一方面，歌妓若也愿借柳词更新歌词，从而招揽更多顾客。此外，柳词强大的热度优势也加深了市妓们对“借柳词以提身价”的依赖与渴望。在内心仰慕与职业需要的双重因素下，柳词成为备受市妓青睐的表演内容，进而形成类似当代“歌迷会”式的以柳词为传播内容的“市妓粉丝群体”。

文章来源：《传播力研究》 网址: http://www.cblyjzz.cn/qikandaodu/2021/0316/8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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