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鼓诗旨的千年论争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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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于《击鼓》的论争由来已久，主要包括时代背景、文字训诂、诗旨感情等，其中，又尤以诗旨感情最为引人关注。但若辨析诗旨，文字训诂又与之密不可分，关键在于“契阔”与“子

关于《击鼓》的论争由来已久，主要包括时代背景、文字训诂、诗旨感情等，其中，又尤以诗旨感情最为引人关注。但若辨析诗旨，文字训诂又与之密不可分，关键在于“契阔”与“子”之内涵，二者通释，再结合上下语境，方能决定《击鼓》的诗旨。然纵观二千余年的《诗经》研究史，此中症结，“袍泽之谊”抑或“室家之情”，这个貌似浅近而模糊的问题，却堪称《诗经》解释学域内争论千年而尚有异见的一桩公案。

康熙皇帝晚年似乎对历代《诗经》派别的纷争尤为关切，敕令户部尚书王鸿绪等编了一部所谓“于学术持其至平，于经义协其至当”[1]445的《钦定诗经传说汇纂》。这部大书虽仍以《诗集传》为纲，但其中关于《击鼓》诗旨的解释，既汇纂了朱熹“从役者念其室家”的伉俪之情，又记载了郑玄“执其手，与之约誓，示信也”和孔颖达“经五章皆陈兵役之怨辞”的军伍之约，同时，也在附录中保留了欧阳修引王肃“卫人从军者与其室家诀别之词”的所谓古义，但自始至终，并未表明撰者的个人观点[2]146-147。因此，就此个案而言，的确体现了书名“汇纂”的中立性质，也显然充分注意到两种解释的差异。然而，此前此后，学界对《击鼓》诗旨的认定，基本都持有比较明确的理解和立场。

一、经学时代的解释

(一)“三家诗”的倾向

究其本义，原应从《击鼓》的作者入手，但这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就此论争的起点，其上限可追溯至西汉“三家诗”。《三家诗义集疏》题注辑《齐诗》曰：“击鼓合战，士怯叛亡。威令不行，败我成功。”[3]150可见《齐诗》将《击鼓》的主要内容释为行军途中“士怯叛亡”之情状，其原因在于“威令不行”，故推《齐诗》之意，盖为整肃军纪的政教之论。“土国城漕，我独南行”一句，《韩诗》曰：“二十从役，三十受兵，六十还兵。”[3]151反观下文“偕老”之词，似又与古之“六十”年老之意合，即期与战友在军伍相安至老。又“契阔”一词，《韩诗》作“约束”[3]153之义，似亦可视为军伍的标志。综上，就《齐诗》《韩诗》的吉光片羽而言，二者虽未明言，然其倾向将“执子之手”释为战友之情，当是可以想见的。

(二)毛氏无说

据《毛诗传笺》中的《毛诗序》曰：“击鼓，怨州吁也。卫州吁用兵暴乱，使公孙文仲将而平陈与宋，国人怨其勇而无礼也。”[4]43《论语·泰伯》曰：“勇而无礼则乱。”[5]101正与此意合。(《毛诗传笺》中的)《毛诗序》落实了人事，表明了卫人对州吁暴乱无礼的怨恨之情。然无论所谓小序之首句，或以下续申之词，均未涉及战友或室家之情。尽管后世尊序、废序之说纷若，但就此具体问题，两种感情均可视为“怨”之引申，故(《毛诗传笺》中的)《毛诗序》恐未必为其不确定性，被视为开此争端的起点。如果非从已知推未知，至多可说(《毛诗传笺》中的)《毛诗序》的解释与战事的背景密切而已。其后，《毛传》阐明了《毛诗序》的一些字词，并以《左传》为信，由小序的简单人事转为诗传互证，进一步交代了《击鼓》的时代背景。然《毛传》至此亦未涉及任一感情。接着，《毛传》对《击鼓》诗文作出解释，值得注意处在其将“契阔”释为“勤苦”[4]44，与《韩诗》“约束”异。此间涉及今古《诗经》学派的差异，然“勤苦”之于军伍或室家，其意均可通，并不能视为非此即彼的判断依据，故据此尚无法断《毛传》的倾向，一如姚际恒所言：“《毛传》古矣，惟事训诂，与《尔雅》略同，无关经旨。”[6]8

(三)郑玄的“战友之情”说

至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本着“注《诗》宗毛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1]414的立场，对《击鼓》进一步作出解释。就“死生契阔”一章，《毛诗传笺》曰：“从军之士，与其伍约：死也生也，相与处勤苦之中，我与子成相说爱之恩。志在相存救也。”又曰：“执其手，与之约誓，示信也。言俱老者，庶几俱免于难。”[4]44显然，郑玄承继了《毛传》释“契阔”为“勤苦”之义，同时，也第一次明确按断了《击鼓》的诗旨，即“军伍之约”或“战友之情”。但值得注意的是，《毛传》释“与子成说”的“说”为“数”，实以同义为训，盖为区别先秦书中“说”为“悦”之通假。然从郑玄的阐述来看，其将“说”释为“说爱”，即“悦爱”，似于情理稍有所隔，但并不影响诗旨的确定。至于其所谓“更表明”和“下己意”的凭籍，窃以为当有三方面的接受。一者，郑玄“注《诗》宗毛为主”。(《毛诗传笺》中)的《毛传》对《桃夭》“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的“之子”，释为“嫁子也”[4]10。又如《遵大路》亦有“执子之手”语，(《毛诗传笺》中)的《毛诗序》曰：“思君子也。”[4]112同时，郑玄治学，“事扶风马融”[7]810，而马融注《论语·学而》曰：“子者，男子之通称。”[5]1由此可见，“子”在《毛传》和马融的观念中，一般专指男性，故郑玄对于“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理解，显然便断为男子之间的约定。二者，郑玄于《诗》，初习今文，后改《毛诗》，然又不专主古学。洪湛侯先生说：“所谓‘即下己意’，就是用三家今文之说以作解释。”[8]116据上文所述《齐诗》《韩诗》的解释倾向，可知郑玄的确对此有所吸收。三者，细玩《毛诗传笺》，郑玄的解释实有一套自圆其说的内在逻辑。首先，其对第一章“击鼓其镗，踊跃用兵”的解释为“此用兵，谓治兵时”[4]43。《周礼·夏官·大司马》曰：“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陈。”[9]772这是郑玄注《三礼》的信手拈来。据此说明，此“治兵”既非募兵之时，亦非战斗之际，而是秋季的军事操练。第二章“不我以归，忧心有忡”。《毛诗传笺》曰：“与我南行，不与我归期。兵，凶事，惧不得归，豫忧之。”[4]44至于还归何处，国城抑或家室，有所模糊。接着，其对第三章“于以求之？于林之下”的解释为“求不还者，及亡其马者，当于山林之下”[4]44。至于求之主语，士卒抑或家人，又未明言。但根据第四章“战友之情”的解释，则可以反推，前两章指的是国城和士卒。最后，“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毛诗传笺》曰：“州吁阻兵安忍，阻兵无众，安忍无亲，众叛亲离。军士弃其约，离散相远，故吁嗟叹之：阔兮，女不与我相救活。伤之。”又曰：“叹其弃约，不与我相亲信。亦伤之。”[4]44郑玄对此的解释主要是依据《左传》。《左传·隐公四年》记载：“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无众，安忍无亲，众叛亲离，难以济矣。夫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于是乎不务令德，而欲以乱成，必不免矣。”[10]87显然，郑玄将“众叛亲离”理解为“士卒叛亡”，故而有弃约之举。班固在评论“巫蛊之祸”时亦引《左传》其文，曰：“秦始皇即位三十九年，内平六国，外攘四夷，死人如乱麻，暴骨长城之下，头卢相属于道，不一日而无兵。由是山东之难兴，四方溃而逆秦。秦将吏外畔，贼臣内发，乱作萧墙，祸成二世。故曰‘兵犹火也，弗戢必自焚’，信矣。”[11]2093在班固的理解中，秦始皇的穷兵黩武和州吁的用兵暴乱如出一辙，因而导致士卒的叛亡和百姓的怨望而覆灭。至此，郑玄的逻辑可总结为，士卒因怨州吁而叛亡，因叛亡而弃约，因弃约而哀悼。因此，在上述凭藉和逻辑之下，“军伍之约”或“战友之情”的诗旨，确实言之凿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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