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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种民国词选看东坡词的接受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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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说：“选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1]词选作为一种传播与接受方式，能够直观地反映选词者对作品的不同解读与看法，也代表着当时的审美风尚，并且词选的产生也是选词者接受——批评——传播的活动。对于东坡词而言，词选在其传播与接受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东坡词的部分篇目从全集、别集中抽离，融入当时新的传播环境中，转身一变获得更大的生命力。由于民国文献保存得较为充分，可统计的选本数量较历代更多，据曹辛华先生访查搜集，民国时期宋词选本已达160余种[2]，在检阅民国时期收录东坡词的词选中，可以发现这些词选大致分为传统型、现代型、新变型三种类型，本文通过分析这三种类型词选及其代表词选对东坡词收录的具体情况，考察东坡词在民国时期的接受和传播以及地位。

一、传统型：朱祖谋《宋词三百首》

传统型词选在民国初期传播范围较广，因其集前代词选之大成，开后世词选之楷模，所以在初期占领高地，这类型词选常常没有点校、注释、汇评，只是在选词上传达选词者的作词倾向和词学理念，其中最能代表这类词选是朱祖谋的《宋词三百首》。

据况周颐《<宋词三百首>序》，《宋词三百首》最早刊刻于1924年，成书于彊村晚年时期，光绪二十二年（1896），王鹏运在京师立词社，邀其入社，彊村才逐渐从诗学研究转向词学研究，可见他在编选《宋词三百首》时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的词学创作及研究，因此《宋词三百首》是一部汇聚其词学思想的结晶；同时彊村作为当时的词坛大家，在编选过程中，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反复增删三次，并且广泛听取况周颐、郑文焯等词学名家的意见，吸纳词学新秀的思想，可谓集晚清民国词学之大成，这对于考察民国初期东坡词接受与传播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宋词三百首》共收录东坡词10首（具体篇目见下文表1），入选篇目不算很多，排名第8位，远不及梦窗词和清真词的数量（前者25首，后者22首），这都是来源于彊村一生对梦窗词与清真词的喜爱，他与严复的往来的书信中曾提到“浣花、玉谿于诗，犹清真、梦窗于词。”[3]说明他十分欣赏清真和梦窗，认为此二人在词学艺术上的成就是可以比拟杜甫与李商隐在诗歌艺术上的地位的。但彊村也丝毫没有忽视东坡词的重要性，在《宋词三百首》编选之前，他还曾编校过《东坡乐府》，张尔田云：“其晚年感于秦晦明师词贵清雄之言，间效东坡。”[4]龙榆生亦评论其师：“彊村先生虽笃好梦窗，而对东坡则尤倾服。深以周选退苏而进辛，又取碧山侪于领袖之列为不当。以是晚岁乃兼学苏，门庭遂益广大。”[5]535从中可以发现彊村晚年颇好东坡词，关注东坡词的种种表现正源于他晚年词学思想的变化。彊村云：“两宋词人，约可分为疏、密两派，清真介在疏、密之间，与东坡、梦窗，分鼎三足。”[6]“疏”与“密”是词作的两种不同风格，“密”指的是词作修辞多样，用典繁多，注重雕琢布局，如梦窗词秾挚密丽，而“疏”指的是词作语意疏宕流畅，意境深远，淡而有味，如东坡词清雄疏旷，彊村在后期关注东坡词正是因为发现了当时词坛不善学梦窗词造成的晦涩难懂之弊，以期用东坡词的疏旷来进行补救，做到“疏密兼收，情辞并重。”[5]92入选的10首东坡词皆是逸怀浩气、清丽舒徐之作。但彊村的选词标准也是十分严格的，他并没有将东坡词所有豪迈疏旷之作编选入书，经王兆鹏先生计量分析的百首宋词名篇佳作中排名榜首的《念奴娇》（大江东去）却不为彊村所认同，或许因为此词并不协律，不免有沧海遗珠之憾。

作为民国时期一部极具影响力的词选，朱祖谋《宋词三百首》“创造了令人惊讶的接受历史”[7]，是民国时期传统型词选的体现，在民国初期传播的同时，也影响了其他词选的收录，如陈曾寿《旧月簃词选》[8]，其宋词部分的选篇是在《宋词三百首》的基础上增删而成。

二、现代型：胡适《词选》

现代型词选一般在新文化运动后较为广泛传播，在当时与传统型词选比较来看，可谓是旗鼓相当。该类型词选是白话文学思想观念下的产物，一般为白话词选，最早的白话词选为1923年凌善清编选的《历代白话词选》，但当时此部词选还只是顺应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浪潮而催生出来，总体上还不够成熟，而1927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胡适编选的《词选》才是该类型词选中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词选。